2021年世界经济论坛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在开篇便指出，疫情影响尚未消弭的当今世界，各国经济仍未恢复平稳发展，而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日益显著，决策者无法继续视而不见。成本是可见的当下，而收益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如何安全有效、公平合理地应对气候变化，各国决策者均应审慎决策。

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示意，随着经济增长，局地污染物的排放会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高度的经济发展会提高环境意识、环境规制水平和环保技术，局地环境退化的情况会得以改善。当经济增长和污染物排放“脱钩”时，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实现协同。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局地污染物和经济增长“脱钩”是有迹可循的。

英国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导致其经济从重农转向了重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带动了经济飞速增长。制造业高碳强度的特征导致经济增长与排放增加高度相关。有学者研究显示，1850年到1985年英国人均GDP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增长了516%和354%。1985年左右，英国的碳排放和经济增长实现“脱钩”，人均GDP达到16667英镑。“脱钩”后，英国生产侧二氧化碳排放在1972年达峰，算上上游隐含碳的进口，英国消费侧二氧化碳排放达峰时间为2007年。达峰后，英国二氧化碳排放缓步降低，这个过程中，英国人的环保意识水平和政府环境规制水平都得以提高。

根据英国《气候变化法案》（2008），英国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排放在1990年基础上降低至少80%。2019年英国修改了《气候变化法案》，正式确立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

通过环境政策和国际投资贸易政策的组合，英国的经济结构从以碳密集的制造业为主转向了以碳强度较低的服务业为主；英国的能源结构从以煤、气等化石能源为主转向了主要依赖可再生能源。本国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同时，英国也收获了“走出去”的技术和资本，进而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完成了能源、产业和经济结构的三重转型。从数据上看，到2016年，英国二氧化碳排放在1990年基础上已经下降了35%，同期人均GDP增长了45%。

然而，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否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还需仔细分辨。如英国的环境保护和环境规制手段，是建立在其产业转移和消费品进口基础上的。

一方面，发达国家将高排放、高污染行业和企业通过选址迁出本国，同时以跨国公司母子公司的财务管理方式实现资本和利润的回流，名义上是减排，实际上是污染泄漏，赚取了其他国家，可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资源和人口红利。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通过高价、高标准垄断了高端原材料市场和农产品市场，以对终端产品消费“掐尖”的方式来支持本国的高消费。发达国家通过碳定价改变了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在提高技术水平和用能效率的同时，把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大量隐含碳排放用于消费，弥补甚至超过了当地温室气体直接排放带来的发展福利损失。而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可选择的路径很少。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无法复制的。

可见，环境规制带来的约束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发展中国家如果复制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就需要更多的地球。在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同时谋求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本地污染物和全球污染物的协同治理是否能够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似乎是个伪命题。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协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和增长，需要协同当代人和未来一代人的发展利益，也需要协同本国不同阶层人群的发展利益。这既是对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的挑战，也是对正在发展中国家工作和生活的所有人的巨大挑战。